对撞机 | 导读/回应：劳动与媒介的互释
劳动与媒介的互释
本期导读对象
姚建华、徐偲骕：《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数位劳动研究的内涵、现状与未来》（原文刊载于《新闻学研究》2019年10月，第一四一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查看原文。）
选择这篇长文做导读的原因是它提供的思路很好地回应了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此文刊载于台湾学术期刊《新闻学研究》，故采用了“数位劳动”的译法）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之间的关系。正如二位作者指出的，要廓清这些新名词的边界，首先要判断它们的信度与效度，即厘清此类新型劳动与“知识劳动”或“脑力劳动”等既有观念之间的异同。
劳动概念的迁移更替当然根源于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这三者无疑也需要辨析）之下，宏观的产业结构与中观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巨大而庞杂的论域里，鲜活跳动着弹性积累、加速主义、自动化等关键词；这里可见到 “资本—技术—劳动者的三角结构”的显影，这里也是奈格里、斯蒂格勒、卡斯特尔等理论歧路交汇的“三岔口”。
文章以弹性积累开篇，显示了姚建华、徐偲骕对理论问题之现实基础的精准把握。关于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所承担的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付梅溪老师对“零工经济”的导读中亦有论及。在此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随着后疫情时代各种不确定性的凸显，向个体转嫁成本和风险的操作会更为普遍；因此，如何遏制、对抗弹性积累的“合理化”就构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真问题。而回到文章的语境来看，正是弹性积累引出了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数字劳动”内涵、边界不明的问题。对此，二位作者的解答是“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劳动研究需要与传播学中的其他脉络和路径展开对话”，具体而言就是要从近十年来的传播学“媒介化转向”中找到新的思路，把握纷杂概念的关键差异。因此，全文的核心就落在了“媒介化”的理论脉络之上。
简言之，“媒介化”就是媒介从工具和渠道向主体与建制性力量的转变。在辨析前人定义的基础上，姚建华、徐偲骕提示了从深层理解媒介化的两个要点：第一，媒介化是一种元过程，它“与个人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过程一起成为推动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变革的根本驱动力”（Krotz, 2008）；第二，媒介是一种历史结构，“它提示我们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关系（陈卫星，2016）。”第一点无需赘言，每个人都有最真切具体的感受。第二点对学界风行的媒介考古具有重要意义：将媒介视为历史结构，这意味着画报也好、打字机也好，有趣的个案中蕴含着待挖掘的社会学和社会史意义，更意味着今人的每一次回溯或还原的尝试，都具有史学史的意义，也应承担叙事的责任。
回到“劳动”这个主题——如何以媒介化的思路来考察“数字劳动”的内涵、边界和效度呢？文章对“劳动+媒介”的剖析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首先是“劳动的媒介化”。作者认为界定“数位劳动”的关键就在于媒介化。诸种批判仅仅揭示资本的剥削意愿仍是不充分的，弹性积累的实现与固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文中所举的游戏产业美工和新闻产业采编者的例子证明了去技能化（deskilled）风险下个体的自我剥削：“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而在传统制造和服务行业，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形式虽未因新技术而发生质变，但“全天候工作模式”下的低自主性劳动表明，平台这一因媒介而生的庞然大物已经“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詹婧、王艺、孟续铎，2018，页 143）。概言之，劳动媒介化的实质就是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宏观）和个体的劳动生产（微观）以及企业的劳动组织模式（中观）都深嵌于媒介，劳动过程已经深刻地为媒介所重构了。
第二是“媒介的劳动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研究中常见的prosumer, playbor等种种生造语所试图描述的正是媒介劳动化的现象，电竞产业和粉丝经济就是其典型表征。事实上，无论任何行业，社交媒体已经被当作制造成瘾和增强粘性的万能零药；“永远在线”的结果就是弹性积累的内核——非生产时间的彻底消失。正如二位作者所指出的，媒介劳动化与弹性积累的无缝衔接根源于用户的媒介化，“用户不仅生成了内容，还生成了传播管道”（Fisher, 2015）；其结果是用户生产剩余价值被无偿地占有，平台“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回报”。可见，媒介劳动化的实质是：你使用媒介的任何活动，都构成了劳动，都已经被编制进入资本增殖的链条之中。
就在梳理以上两条线索的过程中，作者阐明了他们对数字劳动的研究视角：“数位劳动作为学术概念和分析范畴的主体性，在于探讨传播新科技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既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又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听上去非常糟糕，对不对？We are doomed.这句烂俗的台词不知被重复了多少遍，就像狄更斯的那句废话，总在看似是交叉路口处被重提。其实，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都忽视了那个“既嵌入又重塑”的过程。如果弹性积累的实质是时间的消失，那么夺回时间的策略之一就是回到当下——此刻的此地、此地的此刻。我想，两位作者对“可能的未来：非异化劳动之实现”的几种设想，尤其是对平台合作主义的提倡，所能寄望的也就是某种切近的、真实的、活的联结。站在这个角度，阿甘本对隔离的愤怒以及更早地对智能手机的指控，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伤恸。而斯蒂格勒所说的：“艺术是去自动化的最高形式，但艺术正在被自动化。”则可以被对倒着解读：我们无法拒绝技术，艺术也无法将自身与技术切割，她只能在不断地反自动化中创造出时间。
END
主编 / 吴维忆
责编 / 常博林
美编 / 常博林